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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九阳电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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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采用横排行文和新式标点的杂志原来诞生在上海
发布时间:2019-09-19        浏览次数: 次        

  1915年,效仿美国自然科学一流期刊《自然》(Nature)而创刊的《科学》杂志,在浦江之滨正式发行。经过《科学》杂志的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科学》背后的创办人之一任鸿隽,正是由于留学美国的经历,从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成为“科学救国”的倡导者和推动科学事业进步的先驱。

  早在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时,切身感受到亡国灭种威胁的严复,就提出“西学格致,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也就是西方自然科学是救亡必经之路。但在当时,他的“科学救国”的思想,只是没入无垠荒野的孤音,二十年间几乎毫无回声。直到二十年后,才被接受新式教学的年轻学生重新接续和发扬。

  原籍浙江归安的任鸿隽,因祖辈躲避太平军战乱辗转入川,在垫江出生和长大。在他成长的年代,四川与外界交通不便,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他进入传统学堂学习,1904年参加院考,成为正摇摇欲坠的晚清帝国最后一代秀才。

  与此同时,20世纪初的教育革命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新式学堂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尽管任鸿隽参加了院试,但他“醉翁之意不在科举”,而是奔着由东川、渝郡两家书院改组而成的新式学堂——重庆府中学堂而去。在任鸿隽后来的回忆中,在这里学习奠定了他日后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从重庆府中学堂速成师范班毕业之后,任鸿隽在重庆开智小学和一家私立中学教书,一年就攒下200元积蓄。于是他得以继续自己的深造之路,前往革命党人大本营,位于上海的中国公学求学。在这里,他得有机会阅读多份此前难以接触的革命报刊,思想日趋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也感到中国公学不能满足自己深入学习的需要,遂在友人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

  当时,在激进思想的指引下,他选择在日本学习应用化学,目的简单直白,为革命制作弹药。科学对他而言是短期功利的手段,他尚没有认识到科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日本,正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本科二年级学习的任鸿隽就立刻中断学业,抛书弃物轻装回国,投身革命。孙中山被各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后,任鸿隽出任秘书,为孙中山起草了《告海陆军将士文》、《咨参议院文》和《祭明孝陵书》等文书。

  然而,南北议和成功后,孙中山解职,任鸿隽无意为袁世凯效力。尽管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出面挽留,希望他为新建的国家做点事,参议院亦属意他出任秘书长,风行电影里有病毒风险,但他拒绝了极有可能平步青云的政治前途,决意赴美留学。

  这一次留学与当年一切为了革命的目的和动机都大有不同。目睹革命之后政局的任鸿隽发现,虽然民国已建,官场习气却无大的改观,占据重要职位的高官对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毫不上心,腐败也一样不少。他意识到留日之时只考虑了如何运用武力快速推进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之后如何建立新社会却并无深思熟虑,也没有真正切入科学事业的正当门径。

  他准备远离近处政治的喧嚣,去寻找真正长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业。这一次,他想造访西方文明世界,对比东西文明分野与差异,寻找更新社会面貌的良方。

  1912年12月1日,任鸿隽以民国首批“稽勋留学生”的身份前往位于伊萨卡城的康奈尔大学学习。三年半后,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1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一年后获得化学硕士学位。

  留美期间,任鸿隽积极关注教育和实业两大主题,1914年担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后,他将这份原本联谊性质的刊物改组为一个以评论和创作为主的刊物,发表了两篇呼吁推进学术事业的长文《建立学界论》和《建立学界再论》,提出世界强国国力之强盛与科学事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观点,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在美留学生参与到科学救国的讨论中。在后来成为任鸿隽夫人的留美学生陈衡哲回忆中,她1914年赴美留学之时,留学生群体中颇具影响力的两大思想运动,17岁女生患肾病8年自制剪纸成语词典已,一是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二就是任鸿隽提出的“科学救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局势的变化加大了留学生的民族危机感。身处海外的他们,更能感受到西方科学技术之强大和祖国之贫弱。1914年6月,任鸿隽与同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在大同俱乐部闲谈之间,引出一个话题——既然祖国尚无科学事业,海外留学生为何不刊行一种杂志向中国介绍科学呢?

  这个提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经商讨后决定创建科学社,募集资金,发行名为《科学》的月刊,并推举胡明复、杨铨和任鸿隽起草科学社的招股章程。科学社作为发行《科学》月刊的组织而设立,采取股份制的运作方式,社员认缴股份,作为股东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可以享受盈利分红。这样透明的组织方式受到了留学生群体的欢迎,认股数量超出了发起人的预期,短短几个月股金集到五百余元。

  1914年科学社社员合影。前排:左二周仁,左三任鸿隽,左五赵元任,左六杨杏佛;中排:左二秉志,左三胡明复,左四金邦正;后排:左二过探先。

  中国科学社成立后,任鸿隽担任首任董事长(社长)和《科学》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在《科学》创刊号上,他撰写了具有通论性质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借用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W. Eliot)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依靠感悟,而未能掌握归纳和实验的方法,所以无从推动认知与思想进步。其他作者则分门别类的介绍了平面数学、万有引力定律等数理化各领域的专业知识。

  招股筹集到足够的印刷发行费用,稿件也储备充足,社团派总经理黄伯芹回国负责发刊。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局不稳,一度担心难以发出。最后还是在美社员的鼓舞之下决定一干到底,1914年底将文稿寄往上海,交托“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代为经理印刷发行。这样,《科学》第1卷第1期于1915年在上海静安寺五十一号问世,该地也成为《科学》杂志的总经理处。

  《科学》杂志仿效的是美国自然科学一流期刊《自然》,在上海一经问世就开风气之先:一是举起“民权”与“科学”大旗;二是最早采用横排行文和新式标点的排版方式,解决了中国传统竖排版无法适当表述公式和方程的问题;三是统一科学名词的译名,促进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1918年10月,任鸿隽与杨杏佛同船回国,科学社的骨干人物相继从美国回到中国。任鸿隽积极向社会各界筹措资源,建立社所,筹办科学研究所等。1925年,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工作,该基金会是为了管理美国退回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文教事业而设立的。任鸿隽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中基会的主要款项用在补助自然科学研究之上,中国科学社也因此得到了大笔资金的支持,创办了生物研究所和收藏科技图书的图书馆。

  中国科学社属于民间自办的学术团体,虽然也从官方获得过一定拨款,在一些领域尤其是生物学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学术进展,但经常面临经费紧张、人手不够的困境,勉力维持着经营。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的深重更是导致中国科学社的事业举步维艰。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任鸿隽夫妇原本考虑再度赴美,后来经由中共地下党接洽,决定留在上海。1949年6月5日,为了迎接新政权,包括中国科学社在内的上海26家团体召开了“上海科学技术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表明“协助政府发展生产”、“推进广播等科学教育工作”的立场。9月21日,任鸿隽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以发展科学作为国策的理念与新政权不谋而合,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华东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科联主任委员等职务。

  新中国建立后就着手筹办国家级的学术研究中心。1950年成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逐渐替代了中国科学社所发挥的作用。1960年,任鸿隽将中国科学社所有的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移交至上海市科协。1961年,他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任鸿隽卷》,樊洪业、潘涛、王勇忠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